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混淆行为的构成要件进行很大修改，摒弃“知名商品”概念，变为“一定影响的标识”概念，但该颁布施行的3年后，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却竟然仍延用的“知名商品”概念，仍使用之前的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混乱，让很多律师朋友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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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近期办理的两卡类帮信犯罪，作了法律的初步检索，形成了一些小成果。作为刑辩律师，所有的辩护思路绝对应该来自于对于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

欧美法庭上的反对（Objection），一般是在交叉询问环节，针对对方违反发问规则的发问方式而提出。法官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反对有效（Sustained）或者反对无效（Overruled）。发问者需根据法官的决定而改变或者不改变发问方式。但由于欧美的陪审团法庭，说服对象首先是陪审团（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法律人士），因此反对的运用，经常带有“技巧”色彩，即便对方没有违反发问规则，当我方感觉证人回答可能对我不利时，就可以大胆提出反对，借以打乱对方发问节奏，有时甚至单纯为了扰乱陪审团思路。

李永红教授提出，康德的“三大批判”举世闻名，其《判断力批判》中蕴含的哲学逻辑对于律师执业能力提升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引作用。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的一件民间借贷说起。

对托盘融资贸易（以贸易之名行融资之实）中所生纠纷性质的不同看法可能与律师诉讼职能差异有关，也可能与案件事实疑难复杂有关，不同的角色在同一个案件里看到了与各自职能相符的不同侧面，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