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与从犯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量刑轻重，甚至是实刑与缓刑的界限，是辩护律师必须精研的核心辩点之一。

本期主旨分享人杨永伟律师，结合其早年任职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背景以及转型为专职辩护律师的丰富实务经验，通过大量亲办案例，系统梳理了从犯辩护的实务逻辑与策略要点。

杨律师在分享中明确指出，在无罪辩护空间有限的案件中，有效界定“从犯”地位是实现罪轻辩护的关键路径。他通过数据对比阐明，在司法实践中，从犯的从宽处罚幅度具有显著优势：根据量刑指导意见，从犯作为“应当”从宽情节，可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甚至可减少50%以上或免除处罚。相较于“可以”从宽且幅度通常较小的自首情节，从犯的减刑效果更为确定和可观。此外，从犯情节还可与认罪认罚等情节叠加，形成“先行打折、再行打折”的复合从宽效果，为实现缓刑或大幅降低刑期奠定基础。

结合多年实务积累，杨律师将常见的从犯辩护情形归纳为以下几类，并分享了各类情形的辩护要点：

一是家庭及亲密关系作坊式犯罪中的从犯界定。 在夫妻、父女等共同经营的小作坊涉罪案件中（如售假、非法经营），司法机关在认定主从犯时常会考量家庭伦理与社会效果。辩护中应厘清内部实际地位、作用与获利情况，引导当事人在如实供述的基础上，明确各自在经营中的从属、辅助角色。此类案件中，厘清内部利弊得失，形成一致的辩护方向，是从犯认定获得采纳的重要前提。

二是电信网络诈骗及衍生犯罪中的从犯辩护。 尤其是在洗钱、帮信等环节，行为人常辩称主观明知程度低、仅从事事务性操作。辩护的核心在于精准攻击“明知”要件的证明程度，通过论证行为人未参与核心骗局设计、获利微薄、行为可替代性强等特点，将其地位从“共同犯罪人”向“边缘帮助者”剥离，争取从犯认定。

三是企业员工，特别是财务、行政等辅助岗位人员的从犯认定。 对于仅领取固定工资、执行上级指令的员工，应着力构建立体化的作用对比论证，重点围绕其获利情况、实际作用、参与时间、参与程度、岗位层级、决策权力、资金控制等多个维度，全面论证其行为的工具性与被动性，从而与管理者、决策者进行有效责任切割。

四是犯罪集团或公司化运作中“一刀切”案件的责任区分。 在非法集资、组织卖淫等团伙犯罪中，司法机关有时会对中层人员“一刀切”认定为主犯。对此，杨律师指出辩护的核心在于主打“差异化”：必须通过细致比对，找出当事人与核心首犯、其他同级别人员在是否担任法人、有无股权分红、是否参与核心决策、有无人事财务权限等关键事实上的具体差异，将当事人从模糊的“管理层”身份中剥离出来，还原其执行指令、从事局部管理的从属地位。

杨律师强调，“从犯之辩”的本质是一场关于作用与责任的精细化论证。它要求辩护律师深入证据细节，善于运用比较和差异化的方法，在尊重事实与法律的前提下，为当事人划定清晰、合理的责任边界。其现实意义在于，当无罪辩护空间受限时，为当事人争取最大限度的法律宽容，这本身就是有效辩护的重要胜利。